七

又是一个闷热的早晨。

安然照例比我早起。床上团着一堆毛巾被，人早跑到楼下跳绳去了——期末复习也没改变她这个多年养成的习惯。

她深信跳绳能使个子长得更高，目前她可以一连跳一百多个“双摇”。

往常，我从来没有兴趣下楼欣赏她的“绳技”。除了骑自行车兜风，我对任何运动都不感兴趣。我早晨不愿起床，愿意躺在床上想心事。

这时候我的思维细胞分外活跃，我的思绪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鹿，灵妙、敏捷地奔突、跳跃，不受拘束、无遮无拦地四处冲撞。

我能从苔丝德梦娜想到烧茄子；能从百褶裙想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能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想到插队时有一次半夜里错割了别的生产队的麦子；

能从轰动一时的英阿争端想到我的头发该烫了；能从咖喱牛肉想到我的房东大娘当年怎样用小板车拉着我，医院看病；能从大熊猫想到中学时期一年一度的忆苦饭……

我还常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拟定全天工作计划：上午去报社发广告，下午约某青年诗人来编辑部谈稿。这是我的职业——文学杂志诗歌编辑的日常工作。

晚上写八封信，读六页《拉奥孔》和《邓肯自传》的最后两章；再用二十分钟时间学会第五套探戈。

当然，还想我的朋友，回想他的一句动心的话，那句话执拗地在我心中重复，就像有时候一首歌、几行诗会突然凭白无故地在我心中重复起来没完一样。

每到这时，我的心便仿佛给分成了两半，一半说：“别唱了，别唱了。”

另一半却一遍又一遍地唱下去：

“在路旁啊在路旁啊有个树林，

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

这时候，意志真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直到闹钟告诉我，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上班时间，我才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跑着蹦着梳洗完毕，再往书包里塞六块饼干，然后推上自行车，冲出“夜路”，来到街上。当然，一走上大街，我就变成了十分安静的安静。

不知怎么的，今天我忽然想早起一会儿到院子里去看看安然了。也许还可以继续昨晚的谈话。

昨晚，我们等于没谈。

谁家已经扭开了收音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现在院子还没有苏醒，只有邻居家笼子里那些鸡朝我咯儿咯儿地打着招呼，还以为我是它们的主人，过来喂食的。

安然肩上搭着跳绳，站在远处，背对着我正和一个比她稍矮的男生说话。她正教他念英文单词，我听出他把“咳嗽”念成“母牛”。安然顿时大笑起来。笼子里的鸡有点儿莫名其妙地伸出脑袋，警惕地看着她。

这不是那个刘冬虎么，韦婉提到过的那个刘冬虎，他家就住在马路对面，可他从来没到我家来过，平时见到我也总不好意思地贴近墙根儿。我倒是和他聊过几句，还是在火车上。

那是去年冬天，我去北京组稿，安然送我上车。每次我出门，只要她能赶对时间，总要坚持送我。

“我要给你占座位。”

她威风凛凛地走在我身边，像个保护人似地说。她还会首先冲上车去，架起胳膊，目光专注，勇往直前。即使人很少，也要把我安置在她亲自选定的座位上，再满足地和我并排坐上三、五分钟才离去。

那时，我明知安然的举动并不具有什么特别价值，但还是觉得所有座位，唯独我这里最舒服、最安全、最凉快、最暖和、最安静、最方便、最好。

那次，由于春节将至，旅客空前多。

我又是中途上车，找个座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安然好象也没有过去那种热情了，还有点心神不定。不时抻抻衣角，捋一捋头发。我有些奇怪地望着她。她发现后才又赶紧挤到前边去了。

其实，我并没有埋怨她的意思。

她又不是孙悟空。怎么能有本事对付这么多人呢。我喊她不要再徒劳了，但声音一下就被人声的浪潮给淹没了。安然也被淹没在人潮里。

为了从前边截她，我从另一个车门上了车。却还是看不见安然。这时，一个刚坐下的男孩子站了起来。

“刘冬虎！”我认出了他。

“先帮我看一下东西。”

我把挎包放在他身边，赶快挤过人群又去找安然。我在两段车厢相接处碰见了她。

“安然！别找啦。你们同学刘冬虎让给我一块地方！”我冲她嚷。

“本来我能找到座位。那个乘务员把我……把我给揪下去了。”安然眼睛看着车窗外，嘴唇直哆嗦。

“为什么？”我觉得血涌到了脸上。

仿佛被揪下去的是我。

“她说我扰乱秩序。呸！你看。就是她！”安然指指朝我们走来的一位梳两根辫子的胖胖的女乘务员。

“我非跟她吵一架不可。”

“别……”我想把安然推下车。

可是，她们已经吵了起来。

“大胖子！你就会欺负我是学生。别人挤，你怎么不敢揪？”安然大声嚷道。

“你怎么骂人？”胖乘务员脸憋得通红。

“就骂你，大胖子！欺负小孩儿。没脸！”

“你还是学生呢。懂不懂礼貌？”

“你还是乘务员呢，靠揪小孩儿立功。那也不给你加奖金！”

“我要维持秩序！”

“就是你堵塞交通！”

“你……你年纪轻轻太不学好！”

“你管不着！反正我姐姐有座位了，你揪了白揪！我姐姐的座位还靠窗户呢。气死你！”

安然这句话逗笑了许多旅客。

人们很有兴趣地望着她。

显然，谁也没有把她看成一个不学好的女孩子。开车铃响了，我趁势把安然轻轻推下车去。就在这时，我看见两大滴眼泪从她眼睛里滚落下来。

接着，更多的泪水又蒙住了她的双眼。

车身颠动了一下，徐徐开动了。安然站在月台上。扬着冻得通红的脸，嘴里吐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一边流泪，一边挥舞着一只胳膊，朝着火车指指划划。她的嘴唇飞快地动着，她在发泄。

因为没给我占上座位吗？

被人揪了下来吗？还是因为——事到如今我才突然明白，那是因为有人当着一个男同学，一个叫刘冬虎的男同学伤了她的自尊心。当着一个男生被揪，还有比这更有伤自尊的吗？

开车后，我和刘冬虎都没有提刚才的事。我只是随便问了问他的功课。后来他把座位让给了我，自己站得远远的。

当时也许只好这样。

今天呢，是他主动找上门的。

还是她约他来的？他每天早晨都来，还是偶然相遇？我为什么要追究这些？现在我忽然觉得，我怎么变得这样鬼鬼祟祟？我应该向安然学习。

我走到他们跟前。

“你好呀刘冬虎。”

“您好。再见！”刘冬虎一看见我，卷起书本赶紧走了。

安然对我的突然出现，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她像是有点儿遗憾。

“你怎么不把他叫住？”我说。

“叫他干嘛。发音……简直，没治！”

“同学向你请教。你应该耐心。”我说。

“噢，谁让我耐心我都耐心！你没听见吧。楞把‘咳嗽’念成‘母牛’。还cow呢！”

“我觉得刘冬虎很有礼貌。那回在车上……”

“一个男生光有礼貌也没劲。你没看见他长得那样。根本就不像个有礼貌的人：嘴唇那么厚，腿又短，脖子又黑……”安然一边说着，又跳起了她的“双摇”。

我只是微笑着看着她。

眼睛已经告诉她：“得了安然。干嘛跟姐姐撒谎啊。”

安然看懂了我的眼神。

她埋下眼睛，跳绳不知什么时候都缠到胳膊上去了。后来她终于抬起头来对我说：“其实，帮他复习英语是我约他来的。我觉得和男生在一块儿讨论功课比和女生在一块儿还好，废话少。我觉得没什么。”

“可不没什么。”

太阳升起来了，带着令人头昏目眩的光环。阳光照耀着安然的脸，照耀着她脸上纤细的茸毛，就像一层金色的丝绒。

我接过她的跳绳，也跳了几下“双摇”。

一个二，

两个二

三个三，

……

八

由于早起，时间显得很充实。

我和安然梳洗完毕，吃过早饭，各走各的路。

往常，我骑车到编辑部只需十五分钟，今天却在路上费了半小时。我骑得很慢，吸吮着夏日的晨风，或者说享受着晨风的吸吮。

我们的城市没有受人称道的法国梧桐，有的是朴素、平凡、七月放花的中国槐。女中学生在树下从容、自信地走着，那样子就像只有她们才配占有槐树下的荫凉。

一些顶着阳光赶路的男生，仿佛是从便道上被挤下来似的，一只肩膀高高地挑着沉甸甸的书包，显出男子汉的宽容和大度。可女学生对他们还是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但我相信，她们勾肩搭背地小声议论着的，并非和男孩子无关。我就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男生跳起“大寨‘亚克西’”来，是那么不辞劳苦，甚至觉得那些机械、僵硬的动作也有几分可爱之处，而对女生却缺乏应有的热情。

那时有个跳“亚克西”的瘦瘦的男生跳完舞总来找我，每次都揣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他长得很纤巧——原谅我对男性使用这样的形容词，后来我好象也总盼望他来（在这里用“盼望”来形容，分量重了些）。

为此，爸爸还严厉斥责过我。

他竟然也运用着他很不擅长的政治术语说：“你，你的思想……复杂啦！”

这样的词虽然我听过不少，但经他一用，还真有些恐惧。那个年龄，那个时代，谁不怕人家说你“复杂”。“复杂”联着什么？当然不是革命，不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不是带头多吃一碗忆苦饭。

“复杂”联系着的是落后和路线，想到这些，我真不理那个纤巧的男生了，可心里却盼他出现（现在用“盼”较合适）。幸亏后来他没毕业就当兵走了。临走那天晚上，还来向我告别。

那天家里只有我自己，这才觉得事情更加复杂了。我惊慌失措地用三言两语就把他轰走了。谁知，他临走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只装有磁石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说要送给我作个纪念。

还记得那天全楼停电，我借着蜡烛发出的昏黄、颤栗着的光盯住那个纪念品，心中升起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满足。当然，最后我还是又想起了那个有点儿背叛味道的词儿：“复杂”。

我毫不犹豫地把铅笔盒还给了他。

他是怎么接过去的，又是怎么摸黑下楼的，我一概不知道。我只是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满足。

几年后我们长大成人，曾在街上碰过面。原来他参军后入党、提干，还被保送到一所什么学院学习过。不知怎么的，他人更显得纤巧了，那满身经过修饰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面对这样一位同学，我突然感到委屈。

爸爸为什么连这么个识别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如果多接触一下，对人我会有能力鉴别的。用一个“复杂”去堵塞我的思想，反而增加了我对一切的神秘感。那时我也十六岁。

我想着，车子加快了速度。

编辑部到了。这是一座北方城市常见的旧四合院，据说当年是一位绸缎资本家的偏房的住宅。我的办公室在西耳房。

尽管目前生存空间的危机几乎威胁着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但在我们这种中等城市，这种危机还不甚明显。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只有两个人。

这比起大城市那些令人生畏的编辑部，十来个挤在一起，摩肩接踵，午休时连那些上了年岁、头发斑白、受人尊敬的老编辑都要爬上办公桌，枕着报纸、杂志去睡觉，不是又显得优越多了吗？

组长老马早已坐在办公桌前了。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头也不抬，继续低头看稿。老马是这间西耳房的另一位主人。他高度近视，因此我把靠窗那张桌子让给了他，我自己则占领着靠北墙的那只旧写字台。

老马多次建议我把桌子也移到窗前，可我还是坚守着这块阵地。我不喜欢和人面对面的办公。尽管那里光线明亮，老马也叫人尊敬。

老马在省里算老诗人了，文革前出过三本集子。当然，这并不是我尊重他的全部原因。还有什么呢？是因为他发现了我？

那时他到我插队的村子去体验生活，我把我写的一首叫“浇地歌”的诗拿给他看，他笑着把诗装进手提包里拿走了。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叫它们变成铅字的奢望，不过是想得到老马的指教而已。谁知后来它们不仅真变成了铅字，出现在《繁星》上，我还因此被调回来，在《繁星》当了编辑。

老马发现我那是千真万确的，只是现在我使用“发现”二字有点儿不自量。因为这个词通常只在绝对相反的两种人身上使用，一种是“天才”，一种是“坏蛋”。

我当然不是坏蛋，那么天才呢？

更不是。变换一种说法，为了突出老马吧，说他是伯乐？后果是我又成了千里马。我算什么千里马呵，不过是骑一辆“大凤凰”，整天四处奔跑的一个普通编辑。

再说当编辑后，我连《浇地歌》那样的诗也很少写了。老马之所以叫我敬重，是因为他还能和我们对话，他从不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哪位年轻诗人跟前。

有一次他读了外省一位年轻女诗人的一首长诗，竟激动地擂着桌子大叫道：“完蛋了，我们完蛋了！世界是你们的，太阳是你们的……”

诗人的激动并不叫人诧异。

我当时平静地望着他想到，凭着老马这样真挚、坦率的激动，就足以证明他和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他愿意理解我们，就说明他的心还年轻。

“怎么了安静？坐着发愣。”

老马问我。眼睛仍然盯着稿纸。

我冲他笑笑，说着无关紧要的话，就开始翻阅摞在桌上的诗稿。我一首接一首地读着，映入眼睛的，首先是作品的各种字体：圆的，方的，长的，斜的，疏的，密的，还有那种龙飞凤舞型的。

遇到这样奇形怪状的字体，你血管里的血液简直就控制不住地往头上涌。你一边读诗，就觉得作者仿佛一边向你呼喊：瞧我这一手字怎么样？还挺帅吧！就凭这一手字，你也得考虑考虑吧？

按说，一个合格的编辑是不应该对作者抱有成见和偏见的，但说也奇怪，操这种字体的作者，写的大都是那么一类诗句——

什么“姑娘的笑靥里升起绚丽多彩的醉人的朝霞”啦，他将“把一颗炽热的红心双手托着拋入水中”啦等等，外加无数删节号和惊叹号。

我常常忍不住扭过头去，给老马高声念上一、两句。老马仅是微微笑着，并不像我那么义愤填膺。这使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缺少修养，多么不够格啊！

今天，当我又看到“姑娘的笑靥”们时，赶紧翻过去放在一边，想等冷静下来再慢慢拜读。下一首，下一首叫做《我们是新时期的急先锋》。

字体还工整，内容是写青年应如何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甩开膀子大干特干的。但那满篇慷慨激昂、时代感不怎么清楚的诗句，又使我想到了那些帽檐朝天的红卫兵小将，想到了在满山遍野的红旗下搬石头、造平原的场面。

我往下读着，喉咙像要冒烟。

“加强修养加强修养”，我暗暗勉励自己，到底读完了最后一行。谁知当我冷静下来寻找作者的名字时，竟在诗的末尾发现了“韦婉”二字。

再翻过去，是她给我的一封短信，信写得很矜持，很有分寸。大意是说，她近半年来对诗发生了兴趣，作为语文教师，这也是必要的锻炼。现寄上一首，希望听到编辑部的意见，不能用也不必为难。

读完信，把手边的稿子清理开，我重新读韦婉的诗。不知为什么，嗓子不那么干燥了。不知为什么，稿纸上的诗意也开始萌发。

不是吗，要表现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诗吗？再读下去，又发现作者显然是在追求新意了：

我高攀着民族灵魂的火箭，

我执着光丽的赤诚，

用自己的痴情，

遥望那布满宇宙的红旗。

啊，甩开膀子，

去创造明天的壮丽画卷！……

好诗，就是一首好诗。我对我的心说：你瞧，调子多明快，立意也高，一点儿也不隐晦，比起那些“朦胧派”，不是要壮丽得多吗！

应该送审，可以发表。

我简直像对着我的心叫卖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有人在说谎话时，反而把声音提得那么高。

当我的心勉强迎合了我的叫卖后，又一个忧虑出现了：怎么往老马那里送呢？难道他也会认为这是一首好诗？难道他相信这是我选出来、送上去的？

两个月前，老马的一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外甥送来一首七律，不是叫我铁面无私地给退回了吗。不，慎重啊，慎重，慎重中出修养。现在既不是送审的时候，也不能退稿。现在，现在我应该做的，是先给韦婉写信。

我铺开印着《繁星》编辑部的信纸，笔开始在纸上滑动。开头稍作寒暄，之后便称赞起那首诗了，还说做些小的改动就可送审。天哪，鬼才知道这算一封什么信。

下班时，我几乎是躲闪着老马走出了办公室。街上，炽热的太阳烤得人昏昏欲睡，柏油路面变得像柔软的海绵。这时你才体会到，清晨对于奔波在大街上的人是多么珍贵。

清晨使我在今天有这么好的心绪，使我的“修养”在慢慢加强，使我发现了那首“光丽”、“赤诚”的甩膀子诗。

这就是生活。

生活逼着你在不想笑的时候也要笑，不想哭的时候也要哭，不认为好的时候也说好。生活隔开了你和你喜欢的人们的交往，却牵着你去亲近那些你不想亲近的人。

不，这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此时此刻置身于生活漩涡里的我。安然的学校再过十天就要评选三好学生了。清晨，一个把跳绳缠在胳膊上的女孩子的形象，会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

九

语文考试结束了，全家陪着安然松了一口气。为了不影响安然的情绪，爸爸妈妈这些天还算温和。有一回双方的面色刚有点儿激动，我立刻横眉立目地说：“你们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刻！”

两人的情绪果然稳定了下来。

考试打破了我家以往的气氛，全家仿佛都紧张地、全神贯注地进入了一种角色，走路踮起脚尖，说话打起手式，房间里安静得像没有人。直到每天中午安然放学回家后，我们三人才不由自主地迎去，欢腾一阵。

“今天怎么样？题难不难？”

“有偏题、怪题吗？”

“检查得仔细吗？看没看错题？”

……

接着又是问这个、那个考得怎么样，直把我们知道的同学名字都重复一遍，才算了事。

安然拿起筷子，敲敲刚摆上饭桌的饭碗说：“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大声喧哗，按次序提问。”

然后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摔，就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那神色已经告诉我们她的考试结果了。于是我赶紧给她盛饭，爸爸把好菜换到她面前，妈妈也动了感情，早把菜夹到安然碗里了。

安然端起碗开始大口吃饭，我们却像忘记摆在眼前的饭碗了。当她再也忍不住时，才举着筷子，回答我们刚才的提问：

“……我看看表，离交卷还有十五分钟，就开始从头到尾检查卷子。哎呀，不好！漏了一道大题！做完这道大题，起码得用二十分钟。怎么办？我毫不犹豫，连想连答，写得飞快，终于答完了。就在这时，坏啦！”

她忽然停住不说了。

“怎么了？”妈妈先表现出恐慌，嘴一下张成“O”形。

“看把你吓的！”安然接着说，“怎么也没怎么，铃响了，我交了卷和同学一对题，哈，就错了一个字。”

“作文呢？”妈妈又问。

“唉，你这问题太……不合时宜。作文是活的，我怎么对得出来？那句话怎么说：‘世界上没有两滴相同的水’。”安然说。

“妈妈问的是作文题目。”

我赶紧替妈妈解释着，其实未必。

“是啊，当然是问作文题目。”

妈妈历来喜欢顺水推舟。

“题目是《记你熟悉的一位同学》。”

“你写的谁？”这次是我问了。

“我们的班长。”安然说。

“什么？”我一放筷子，嘴大概也成了“O”形。

班长是谁？班长不就是韦婉喜欢的祝文娟吗？

“怎么了？”安然有些不耐烦地盯了我一眼。她把“了”的调子挑得很高。

怎么了？不怎么。

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一个普通的班长，一个普通的祝文娟，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但此时我却觉得她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不能碰的大人物。贵族？女皇？总理？文部大臣？也许比这些都显要。

“快吃饭，快吃饭，别刨根问底了。吃过饭再让人家讲作文也不晚。”爸爸说，他这种故作镇静还能瞒谁，其实，遇事最沉不住气的是他。

“你怎么不喝汤？”我问安然，实际是想冲淡一下即将紧张起来的气氛。

吃过饭，在我再三追问下，安然讲述了作文的大概。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作文中对祝文娟那些致命的缺点很表示了一番不满。她差不多是按原文背了一遍：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对人要诚实。后来我慢慢懂得，诚实是人的美德。可是，有人总在受表扬，却并不具备这个美德。

一些同学谈起我们的班长时，总说她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从不和人吵架、红脸，仿佛已经具备了做人的美德。我不这样认为。

原来班长把同学们那些小小的缺点都捅到老师那里去了，甚至连谁上课讲话、谁在走廊吹口哨、谁叫了女生的外号她都不放过。但是，遇到关键问题却缺乏起码的勇气和正义感。

一次，全班在校外操场打排球，王红卫勾来外校男生打了刘冬虎。事后刘冬虎把经过告诉老师，老师去问班长。班长当时明明在场，却一口咬定她根本没看见。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王红卫站在她跟前，就因为怕报复。一个班干部连这点起码的诚实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对这样的干部很不以为然。

我以为，青年很重要的两种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我愿意和诚实的同学交朋友，哪怕他们有别的这样那样的缺点……”

安然的作文大体背完了。

我看看妈妈，妈妈正盯着爸爸。

我看看爸爸，爸爸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

有什么可“嗯”的？“嗯”不就是肯定吗？

“就凭这作文，韦婉还会给你好分数？”我忿忿地说。

“那是她的事。”

“那还用问。可分数出来后你总不能去找老师吵架。”我说。

“那要看她公平不公平。”安然说。

“你说过，作文是活的，还不全在老师掌握。”我提醒了一句。

“今天你怎么啦？”安然皱起眉头瞧着我，“外语和化学还没考哪，你可别把我情绪全给破坏了。”

“好吧，不说了还不行。”

是呵，安然说得对，我这是怎么啦？正义感、诚实，难道我不也整天在教导安然吗？后来我想起下班时韦婉给我来过的电话。我们有问有答，那友好气氛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双方都没提安然，就像安然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一样。我们心照不宣，只有不提她，这友好气氛才能持久一些。

最后韦婉还邀请我到她家去玩。

我竟然答应了。如今，安然这篇作文肯定会破坏我们那种日益增长起来的“友好”气氛。

幸好，安然有一天举回一张成绩单，我的心才算稍平静。成绩单是这样的：

数学97语文99外语物理95

化学87政治99历史97体育86

总分平均95

十

安然的语文是九十九分，在我预料之中，又在我预料之外。这使我忽然想到了那首“甩膀子”诗的“社会效果”。

那诗经我大改特改，除了作者名字还是“韦婉”二字外，其它拼拼凑凑，主编通过，已经发排了。

想起韦婉的名字就要变成铅字，我心中升起一股又苦又甜的滋味儿。下一步呢，下一步是在评选之前嘱咐安然老实做人，别得意忘形。

现在，她穿著红衬衫歪在沙发上，正一面啃桃子，一面翻着一本外国画册。

“哎，我希望你这阵儿老实点。”我说。

“我又怎么啦？”安然用两个指头捏着桃核问。

我斟酌片刻，终于更明确地提示了她一下：“你最好先别穿这件衣服。”

我的眼睛看着别处，故意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哈！”她发出了一个怪声，怪声里所包含的意思远非几句短话能说清。

“别冲我这样，我是真话。”我说。

“这衣服怎么啦？不是你买的吗？不是你夸了半天漂亮吗？真的，我还舍不得穿呢。可就冲你一说，我非连着穿三天不可，考完了，庆贺一下。”

“学校有反映。”

“说是奇装异服吗？不就是红泡泡纱吗？不就是前边没扣子、后边一条拉链吗？噢，非得穿花的确良、狗舌头领才算不奇异？哈！”

她又来了那么一声。

她把如今多见的那种又长又尖的领子叫“狗舌头”。

“你们哪天评选？”

“哪天评选我就哪天穿！”

“别穿，太红！”我声音很低，但很果断。

不要太多情，

不要假正经……

她竟然哼哼着唱起来。

“别觉得你考得不错就这么放肆，就，就目空一切。想想你对同学都是什么态度吧：讽刺人家米晓玲，还有你那作文。虽然韦婉放过了你，可下一步呢，你知道？在这种事上占上风多没意思！”

我终于给自己找了个不高不矮的台阶。

何止是台阶呢，显然还占了主动。我做出旁若无人的样子，开始看书。

我感到她正斜着眼角在看我。我没抬头。

“姐，”安然终于换了口气，“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都好。就说对米晓玲吧…唉。”她短叹一声，“米晓玲要走了，你知道吗？”

安然现在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的硬木椅子上，眼睛有点儿出神。

“搬家？”她到底还是勾出了我的话，其实我对米晓玲的事并不关心。

“不，是上班，接她妈妈的班。”

“她妈妈还很年轻吧？”

“年轻有什么办法。米晓玲知道考不上大学，连高中都不想上了。也许这叫顶班吧，把她妈妈给顶下来了，这还不是常事。”

“也好。”我说。

“这两天我总想过去的事，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米晓玲。我想，请她到家里来玩。”

“那好啊。”

“我还想请她来吃饭。”

“那倒没必要。”

“你怎么这样说？你不是刚批评我，说我对她不好吗？”

“那也不一定用吃饭的方式表示对她的友好啊。真的，就这么个米晓玲，难道让我们全家陪她吃饭，听她给我们讲哪位男演员又杀了他的妻子吗？”

“你可以送她一样礼物。”我说。

“不，就请她吃饭。你的同学、同事能来，为什么我的同学不能来？”

“那是我们。”

“我们也是我们。”

“你们还小。”

“我们不小，十五岁以上就是青年。”

“那好吧。不过你还是放假以后再穿这件衣服。”我说。

“你怎么还想这件事？如果你用衣服和吃饭作交换条件，那我宁可不叫米晓玲来吃饭也得穿这件衣服。”安然说得很果断，像在朗读宣言。

“你……”

“求求你姐。”她走过来，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躲开了她。

尽管我们很亲近，却很少使用这种亲昵的表示。我怕她搂我、碰我，那时我的心一下就会彻底软下来。果然，现在一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汗香味，瞧着她由于穿著红衣服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的脸，我已预感到一切都将由她了。

安然呀安然，我对你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是安然呢！穿衣、吃饭我都让了步。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张罗。

爸爸自然不管这些，然而和妈妈怎么也达不成协议。她坚决不同意在家里招待安然的什么同学，说要搞你们搞，她一天不回家。她要在学校判卷子。

采买的事自然落到我头上。

为了叫安然高兴，我尽力按着招待同学的规格买了些东西。下班回来，谁知爸爸早忙上了，这在他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现在他正蹲在煤气罐旁边，笨手笨脚地择着青蒜、扁豆，两只手显然缺乏必要的目的性。和他站在画架前真是判若两人。

“爸爸，您可别把该留的扔了，该扔的留着。”我说。

“哪有的事！”他很严肃，像在完成着一件了不起的事业。“谁离开谁也能活。”他自己叨叨着，这当然是冲妈妈来的。

“那，我给您系个围裙吧。”

爸爸站起来，让我替他围了条花围裙。中午，我和爸爸终于把饭菜准备停当，这时，安然和米晓玲一前一后进了门。

“米晓玲，你好呀。”爸爸摘下围裙，恭恭敬敬地招呼米晓玲。

“您好。我……”米晓玲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当她看到爸爸也上了阵，就更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今天她穿得很朴素，身上没有那些金丝银线。但脸上却搽了薄薄一层粉，尽管她的脸本来就很白，雀斑被模糊起来，倒失去了自然。

吃饭时安然话多极了，显然是为了叫米晓玲松弛下来，因为她不是把汤匙碰到桌上，就是把菜翻到桌上。

有一回一个丸子没夹住，又落到盘子里，油汁溅了我一脸，可我却装作不在意。爸爸也不时开个小玩笑来调节气氛，有时米晓玲真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果然，她话也多了。

“你马上就上班吗？”我问。

“啊。还是我妈妈那家商店。其实你们常去，挨着家具店那家。”米晓玲说。

“那个店不小，货挺全的，有时好象还有天津咖啡糖。”我说。

“那当然了，全市第三大。新修的门脸，都换成钢窗了。听我们经理说，还要装霓虹灯呢。”米晓玲自豪地讲述着，俨然一副老营业员的派头。

“到时候我一定常去看你。”安然诚心诚意地说。

“咱姐们儿……”她看了看我，“咱们老同学，没说的。我们那儿处理罐头，处理水果特多，杏酱才五毛钱一瓶。我保证给你留着。”

“太棒了，买它十瓶！”安然大笑起来。

“来什么新鲜货，我就给你打电话。那天我妈领我去熟悉环境，我一看，不错，还有电话。就在鲜货、糖果那边。唉，我要能分到糖果组就好了，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多美，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安然说。

“那可不，整天守着哪。我们电话是。咱们学校呢？”

“我不知道。我没在学校打过电话，怕传达室大爷说我。”

“他不说，连着叫他两个‘大爷’，高兴着呢。”

安然你听，这就是你身上缺少的。

“哟，那是一张画吧？可真大。”

米晓玲忽然发现了我爸爸那张未完成的创作。顺便说一下，爸爸的画室就是厨房的一半。

“是啊，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安然问。

“那是树，那是树叶，还没画上人吧。画上人我就能猜得出来。”米晓玲看着眼前那张正在铺满颜色的画布说。

“这幅画永远也不会有人。不过它已经有名字了，它叫……”安然稍微考虑了一下。

“叫什么，叫落叶呀？”

米晓玲满有兴致地问。

“叫——《吻》。”安然清清楚楚地说。

“叫什么？”米晓玲没听明白。

“《吻》。就是一个‘口’字加一个‘勿’字。”

“你可真行啊安然！你都能说出这个字来！”米晓玲满脸通红。

“这有什么，哪个字生来不是为了让人念。”

安然说着走到画布前——

“你看，深秋时节，挺拔、俊秀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它们就生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大地养育了它们，大地就是它的母亲。

夏日，它们把荫凉献给大地；秋天，当大地不再需要这种安慰时，它们才开始用金子般的颜色来打扮自己。其实，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都集中起来，也不够打扮一树叶子。

现在，它们就是穿著这种盛装飘向大地，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在欢迎它们的归来。这就是它们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重的吻。”

“怎么不说了？”

原来安然的描述也吸引了爸爸，他早已聚精会神地站在画面跟前了。

显然，连爸爸也没想到，安然对美术作品的分析竟是这样内行。我都有点嫉妒了，我是写诗、编诗的呀。

“不说了，一阵胡说八道。米晓玲，你喜欢它吗？”安然转过身问米晓玲。

我把目光也转向米晓玲，看她的反应，没想到她哭了，泪水把脸蛋上薄薄的香粉冲开两道小沟。我和安然互相看看。

“怎么了米晓玲？”安然问她。

“我……看你多好，懂那么多。说得我都……你以为我就那么想上班吗？刚才我是胡说，好象我多高兴，其实我是怕叫人瞧不起。你不知道现在我多后悔，为什么当初我不好好学习。

现在你们全家陪着我，送我上班。你知道，我多怕同学们到商店找我去呀，你们都背着书包，我却站在柜台里，站着约这、约那。”

米晓玲突然趴在桌上，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现在我倒有点认识米晓玲了，我后悔没有多买回些好吃的来。

“别哭了米晓玲，我去看你时保证不背书包。”安然拿块毛巾给她擦着脸。……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拿起了画笔。

他望着他的画面沉思着，眼光久久不动。安然的分析乃至米晓玲的哭似乎给了他新的启示。

艺术是什么？

是认识的不断形象化，和这种形象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十一

爸爸在画布前一直站到黄昏。

当室内的光线再也不允许他画下去时，他才把笔擦干，浸入松节油里，然后垂下两只大手在藤椅上坐下来。不知是由于黄昏光线的照射，还是由于握笔时间过久，他两只大手松弛着搭在膝盖上，显得很疲劳。

我和安然都崇拜爸爸这双大手。

手指又长又直，指尖饱满，仿佛凝聚着无穷的智能。它们常使我想起罗丹那件著名雕塑《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

罗丹创造的就是一双这种类型的手，富于弹性的手指充满激情地塑造着人类的祖先。记得爸爸曾经告诉过我们，罗丹的雕塑也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手为模特儿的。

其实爸爸的手并不一定只能成为艺术家所独具的，本来很可能成为另一种手。抗日战医院的小鬼。缠绷带，自制土蒸馏水，配制各种软膏……

那时这双手虽然还没有发育定型，也许就已经显示出它们的智能了。如果当时不是接触了一位曾在东京学过美术的日本伤员，我相信今天他会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是那位伤员的出现，使他那在当时只装着敷料的脑子里，又多了和战争不相干的幻想。解放后党号召青年向科学文化进军时，他没有投考医学院，却报考了美术学院。

有时我会突然觉得，爸爸当外科医生更合适。外科医生除了具备内科医生应该具备的一切外，还需要一双灵巧的手。再说，还会省去多少烦恼啊。

就说眼前这幅高两米、宽两米的风景创作吧，在我们眼里它无疑是一幅杰作。可是画展需要它吗？而爸爸还偏要给它起个带有刺激性的名字。

换了我，至少要回避一下这个最容易产生麻烦的字眼，尽管经安然一分析，它是那样切题。是啊，《吻》，这个叫人听来心跳的字眼，难道只能是男女恋情的专利？

它的内涵，远比那些要深厚、庄严得多。现在这里包含的难道不是画家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么！既是赤子之心，又怎么能躲躲闪闪地去表露这种痴情呢？

李贺就曾用“有酒唯浇赵州土”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家乡土地的那种深厚的感情。也许李贺的时代还没有这个字，不然他可能就不用“酒”“浇”这两个字去抒发他的热情了。

可中国古代建筑上作为装饰用的“兽吻”又起源于何时呢？“兽吻”，这分明是中国古代建筑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感情凝聚于飞檐、屋顶的象征。

可我还是觉得换个名字好些。

我的心常常分裂成两半，两半心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这一半得胜，有时那一半得胜。此时此刻，当我再次端详爸爸那双累得不打算再抬起来的大手时，才意识到应该放弃这种争论，现在是让他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

我点着液化气，坐上锅，一阵铿锵声过后，饭菜准备好了：腊肠炒饭，西红柿蛋汤，一碟盐渍黄瓜，当然还有一碟炒花生米。花生米是他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一碟花生米几乎就代替了他所有的嗜好。

我的手虽然不具备爸爸大手的魅力，但做起饭来还是力争色香味俱全的。我刚把菜摆好，妈妈一掀竹帘走了进来。

不知怎么的，我对手的思索还没结束，我一眼就盯住了妈妈的手。她的手又短又宽，小拇指还弯曲着，显出乏力和没有主意。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无名火，暗想：今天你可真有主意，在外面一躲一天。

“黄瓜撒盐了吗？”妈妈放下手提包，奔到饭桌前，煞有介事的样子。

“你就会干些锦上添花的事！”

我模仿安然的口气愤愤地说。

妈妈看我，没说话。

“你跑到学校一躲一天，家里都快忙死了。”我接着说。

“我有声明，我是有工作的人。党的教育事业和请同学吃饭，哪个重要？”妈妈一面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卷子重重地按在桌上。

“谁没工作，爸爸没工作？照样跟着忙。为了什么，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再说，你知道我手下多少稿子等着看吗？”我嚷着。

“我早说过没这个必要，那是你们自找。”

“你还是妈妈呢！”

“你混！妈妈怎么啦？妈妈就一定得是家庭妇女？我还没当够哇，一当就是十年，满脑子油盐酱醋，还得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语录喊，举着刷子喊，举着……举着……喊！”

“你扯到哪儿啦，谁让你跟着喊啦？”

“谁？你！”妈妈狠狠盯住我。

“我？”

“就是你！”

“妈妈说得对，为了使你我不变修。”原来安然出现了。

妈妈一时没答话，好象还没有意识到安然的出现。可当她猛然转过弯来，矛头立刻就指向了安然。

“又是你。别觉着考得不错就……就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有话要跟你谈呢！”妈妈说完掀起帘子穿过走廊，直奔对面卧室。

我像暂时获得解放，安然却又紧追过去。爸爸只是低头吃饭，好象眼前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当然还是尾随过去。

果然，安然和妈妈又开始了激烈的对话：“你说呀！”妈妈盯着安然，脸上似乎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得意。

“不是你要说吗！我听着还不行。”安然坐在床沿上悠打着双腿。

“我说，可以。考完体育那天下午，你到哪儿去了？”妈妈终于摊牌了。我倒松了一口气，我是了解一切的。

“我反对你这样审问我。”

安然还是悠打着双腿。

“反对？反对也得问。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干嘛还拿人一把？”我实在看不下去妈妈那种故弄玄虚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得站到她那一边。当姐姐的，当姐姐的……考完体育，不抓紧复习，去划船，还跟男孩子！”

妈妈终于披露了“爆炸性”的要闻，重点自然不在于划船，而在于男孩子。

“那又怎么样！我们考完了，累了，不能玩玩吗？”

“为什么偏跟男孩子玩？就你一个女生。”

“就一个女生，更得找男生保护。船翻了怎么办？遇到坏人怎么办？”安然分明要狡辩了。

“安然！”我拉拉她的胳膊。

安然做了个若无其事的表情，看来不想说了。可妈妈的话还没完：“那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何必那么偷偷摸摸的！”

也许妈妈的话是脱口而出的，也许是在语言逻辑上又发生了问题，但这下却把安然彻底激怒了：“好啊，原来你这样想我。告诉你，妈妈，我从来不会偷偷摸摸，我恨死偷偷摸摸了。我……”

她嘴唇哆嗦着，眼里蒙上一层泪花。

但她竭力咬住嘴唇，像是要咬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泪水还是滑了出来。

“妈妈，我看不起你！”

安然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妈妈，你不对。”我说。

“怎么不对？”妈妈反问我，但声音不高。我想她没有预料到事情会这样演变下去。

“你不懂得尊重人！”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奔了过来。

“专找男生玩，你考虑过影响没有？”妈妈问爸爸但声音更低了。

“什么叫专找？我看你真像上个世纪过来的人。”爸爸说。

“有个男生我认识，叫刘冬虎。”我说。

“那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复杂着哪！”妈妈又转向我。

争论到此结束。现在我到底又从自己的长辈嘴里听到了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孩子。我不愿再讲话，扔下爸爸妈妈，又跑到对面房间。

那边又传来爸爸的声音。

“我不能不说几句。今天的事是从请同学吃饭说起的，咱们就说吃饭。引起你不满的根源，也在这里。

你走了，满以为地球停止转动，谁知地球不但没停，还转出了一桌饭菜。这就难免引起一个人在自尊心上的那个……那个受不了。

可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儿自尊心，也不能毫无分寸地去伤害孩子。我尤其不愿听你在孩子身上使用什么‘复杂’二字。记得有一年安静她……”

“彭”！对面屋子关上了门。

我坐在爸爸的画布前面，没有更多地想过去的一切，想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一个纤巧的男孩子给我送过铅笔盒。那像是十分遥远的事，就像我听来的历史故事。

我只想到那双创造亚当、夏娃的手。

它们不仅充满激情地创造了人类，在那一个个关节里、指尖上，还包藏着矛盾和哀伤。它们仿佛预感到了人类将来的一切，创造了他们，而他们又将去趾高气扬地互相厮杀。

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那双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又都有一双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手。

我还想起了什么？我还想起了安然。

十二

我在附近一家冷饮店里找到了安然。

她正靠着柜台吃雪糕。估计是第六根了。

店里人很多，坐着的，站着的。

挤在一起摩肩擦背，举着那些方块形、圆棒形的水和一些填料的凝结物咬着、说笑着。

悦耳的、极富抑扬顿挫的高音和粗鲁的、夹杂脏字的低音在烟雾里缭绕，在四壁跌撞。这里分明是个温暖的大熔炉，只有迎门那台企鹅牌柜式冷冻机的呼呼声，还能使人想到这里和“冷”联系着。

安然站在冷柜旁边，脸朝里吃着，柜台里那位白衣白发老师傅，不时好奇地打量着她，但眼光里显然没有恶意。

我上中学时，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什么冷饮店。平易市那时也还没有学会做雪糕，更没有门口画着企鹅和冰块的店铺。

有的只是写着“南饮”、“北饮”的冰棍车。三分一根小豆的，五分一根牛奶的。“南饮”、“北饮”是它们所属公司的缩写。

就是因为多这“南”、“北”二字，两个推车妇女还会为地盘问题发生争执，用“老×”“小×”或更不堪入耳的字眼叫骂一阵。

最后其中一人从腹前的白围裙兜里掏出语录说：“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是何苦。打开，咱俩学一段。”、“没那工夫！”、“你再说一遍！”、“没那工夫！”、“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这时那个大喊没工夫的，才自知说话有失，看看众人，赶快推车溜走。

是啊，当时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正闹批林批孔的学生，难道能举着这种东西边走边吃吗？我虽然没想到有损英雄形象，起码也有损于我们这一代红卫兵小将的形象吧。

再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一见到举着冰棍边走边吃的同学，总是和孔老二接受人家的腊肉那件事联在一起，当然这种联想还见于其它方面。

比如哪个女同学穿了一双尚在初级阶段的单丝袜，哪个同学拉练时多吃了半根咸萝卜，哪个同学吃忆苦饭时脸上稍有难色……我都会很自然的和孔老二接受腊肉联系起来。

一直到后来插队当农民后，见点上有人到社员家偷偷摸摸买花生往家里捎，我还想到过那几条用麻绳系着的干东西。

当然，后来就那么不知不觉地忘了。

在挖菜窖、刨白薯、熬粥、烙饼、赶驴车、翻山药蔓儿、闹意见、劝解、思索……的疲劳中忘记了。

宣传的力量。我常想。

对，我那时就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安然不管这些。孔子接没接过别人的腊肉，在她看来就和刘备卖没卖过草鞋一样无关紧要。她甚至胆大包天地对我说：“哼，柳下跖怎么成了法家？有没有这个人都值得怀疑。”

是啊，谁让你比我晚生八年呢？谁让你是安然呢！

因为你是安然，现在你才不仅一根接一根地靠着柜台吃雪糕，还居然和卖雪糕的老大爷攀谈起来。

“老师傅，你们的雪糕应当改进。”她说。

“哦？吃着不对口吗？”老师傅把两只又白又瘦的手扶在柜台上，笑眯眯地看着安然，真像要虚心请教一番似的。

“牛奶、鸡蛋少，香精太多，比北京的差多了，可价钱一样。”

“小同学，你说得对。冷库里的鸡蛋不新鲜，多放点儿香精，遮遮腥味儿。得改进，得改进。”我想，老师傅一定会惊讶安然的味觉。

“香精放多了还发苦哪。总之么，你们应该去北京取经。”安然简直要得寸进尺了。

我走了过去，挤在安然旁边说：“师傅，您别听我妹妹瞎说，你们这儿的雪糕做得不错。”我说完拉起安然就走。

背后传来老师傅的声音：“这孩子，有意思，有意思。”他声音很柔和，我猜他一定还在微笑着。

我们一来到街上，立刻就接上了家里的事。

“爸爸对划船的事怎么看？”

安然吃完最后一口雪糕，把那根又扁又粘的木片顺手投进路边的果皮箱。

“你觉得呢？”我说。

“我猜不透。大人的心，没把握，猜不透。”

“你这是不信任爸爸，也不信任你自己。你干吗这么没精打采。”我看着她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是想不通，妈妈为什么拿我当特务似的。”

“可是爸爸和我都信任你。妈妈嘛，她算是邪火。有时我们也应该体谅她，过分单纯，五十岁了还像个孩子。过去跟人家变换着花样喊了半天，耽误了业务不算，原单位还总排挤她，不让她回去。”

“那也不能整天信口开河啊！”

“咳，我们是没处在她的地位。走，放心回家吧，不是爸爸派我来揪你的。”

“真的？”

“当然！”

她忽然攥住了我的手，带动我前进了。

可我，我又想起了那首诗，韦婉二字将用几号铅字排，有没有题图、尾花……伸着长颈的路灯向马路投下桔黄的光，一群金牛子围绕光柱横冲直撞，有的竟然使出那样大的力量，把高高的椭圆形灯泡碰得乒乓作响。

我总觉得我们的美编，一定会为那首诗画一幅带路灯的题图。

“其实，谁也不理解我。”安然说。

“也包括我吗？”

“当然不。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你知道吗，原来我满以为刘冬虎没有缺点呢。后来，就是那天下午去划船，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总想占便宜。买门票，少买一张，还把租船票的时间往后改。坐在船上吧，还爱出个风头，大声念英文，发音又不准。整整一下午，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现在我心里忽然特别平静了。

姐，现在我向你承认，从划船那天起，不，从吃了八根雪糕以后，我才真正把刘冬虎当作一般同学了。

我感到骄傲，因为我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分析能力，可以独立去认识同学、认识朋友了。今后我还会和刘冬虎在一起学习，不过，他只是我的一般同学。真的，你信不信？”

“我信。”我说。心里却七上八下，眼圈也有些湿润。我装作看路灯，围绕灯泡飞翔的除了金牛子，还有蠓虫。

“你信，韦老师就不信。你们俩还是同学呢，又教了我那么长时间。是真不理解我，还是假不理解，真不懂。你跟她说刚才那番话吧，她准说你狡辩。你一看她脸上那种表情，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你有不尊重老师的地方吗？”不知怎么的，我不愿让她再谈刘冬虎的事了。我心里委屈，就像那天晚上接不接铅笔盒一样委屈。

“也有吧。”安然想了想说，“有一次韦老师讲《吕氏春秋·察今》时，把镆耶念成‘镆邪’。我发现念错了，祝文娟也在下边小声说：‘错了，错了。’

她就坐在我前一排，桌角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呢。这下我有了把握，就举手站起来，指出了韦老师的错误。”

“她怎么样？”

“她愣了一会儿说：‘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先按我的讲，下课后查查字典再说。’我告诉她课堂上就有字典。

韦老师脸红了，突然硬声硬气地说：‘那好吧，谁有字典请拿出来。’

我往祝文娟桌上扫了一眼，发现她的字典不见了。‘哎，祝文娟，你不是有字典吗？’我冲着她的后背说。‘没有，我没有字典。’

祝文娟扭过头来告诉我，还冲我使了个眼角。我根本没想到她会这样，我站在那儿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全班同学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好象我是个故意捣乱的人。那是什么滋味儿，你尝过吗？”

“后来呢？”

“后来我还站着不动，又对祝文娟说：‘不，你有，我看见你带来了。’

‘你看错了。那是《英汉小辞典》。’祝文娟这次是对着韦老师说。

‘坐下！’韦老师看看手表，对我命令道。我差点儿哭出来，拼命想着：不能哭，不能哭。我狠狠抓住铅笔盒，总算没哭出来。我不记得那天韦老师还讲了些什么，只听见她讲了有的同学专爱表现自己等等。”

“原来是这样。”我自言自语着。

“回家后我立即查了字典，韦老师就是错了。可是，她再也没提起这件事。如果说不尊重老师，这算一件吧。”

“这不叫不尊重，这叫……这叫，是她欺负人！”我语无伦次地嚷道，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冷静。

我竟然嚷出了一串根本不该对着安然说的活：“祝文娟心眼太多了，这样的班长应该撤！她简直不像个中学生，简直……诡计多端。太不可思议了，像她这样的人竟然年年是‘三好’！”

“是啊，韦老师最喜欢她了。不过，她学习不错也得承认，特别是古文，反正她学得比我好。还有历史，入迷。讲《三国》她一套一套的。”

“学习好，这有什么可标榜的。关键是她们的灵魂……可怕就可怕在这儿。算了，咱们往回走吧。”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儿变调儿。

我们又走上了那条林荫路。

一对对恋人从身边走过，我的心不时紧缩一下。我忽然攥住了安然的手，尽管她的手叫雪糕给弄得很粘。我觉得有她走在身边还踏实些。

她对我赤诚、坦白，现在我多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她啊，我实在憋不住了：“安然！”

我站住了。

“干吗？”她冲我歪了歪头。

“我……你对这次评选把握大吗？”我忽然又把话题转到“三好”评选上去了。

“没把握。算了，不当了！”

“凭什么不当？就得争一下。哪天开始评选？”

“明天。”

明天，一个迫在眉睫的可怕的日子。我们进入了“古堡”。

临睡时，我把她脱下来的红衬衫洗干净挂好，然后走到她床边说：“明天别忘了穿。”

“唔。”安然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半夜，我忽然觉得有人摇我的胳膊，睁眼一看，原来是安然。她两手扶住我的床沿，脑门顶住我的枕头说，“姐，我睡不着。给我半片利眠宁吧，就吃半片。”

“不许你吃那种药，对脑子不好。”

我侧过身子拧开了台灯。

安然还弯曲在我枕头旁边，就像一只小狗、小猫。脸上，平时嘲弄人的神情完全没有了，挂上了一层忧愁。

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快去睡吧，啊。”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选不上倒没什么，可是有人就更得意了。比如……我也不说谁了。她们会说，那是因为我总和男生在一起，影响不好造成的。”

“别想那么多了，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瞧你耳朵边上那个冒号，不就是为了听人说话吗？”

我撩起了她耳边的头发，两颗黑点在灯下十分清晰。她笑了，捋了捋头发，轻轻回到自己床上。不久，安然就睡着了，我却一直醒着，直到天蒙蒙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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